冀东孤竹说的四个疑点

孤竹国在冀东的说法有四个疑点：

首先是考古证据力相对薄弱。

综观现有的考古成果，迁安、卢龙一带商周同期遗址的规模、数量以及出土文物的数量与等级，所形成的考古学文化面貌，其内涵的丰富程度与外在的辐射范围，撑不起令支、孤竹两个千年古国的历史分量。

文物专家冯永谦等考察孤山

按《中国文物地图集·河北分册》记载，卢龙县有商周同期文化遗址5处，总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下；迁安市有商周同期遗址31处，总面积在100万平方米以下。另外，两地各出土陪葬用青铜器4件，卢龙县出土的4件青铜器均无铭文，迁安市出土的4件青铜器尚有铭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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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铜器出土地笔架山圆形祭坛遗址

其次是两都城间距太近。

若孤竹与令支皆为独立侯国，其都城在冀东的迁安、卢龙乃至滦州一带，彼此直线距离仅五六十里，这于理难通。

《孟子·万章下》称：“天子之制，地方千里，公、侯皆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、男五十里 ，凡四等。不能五十里 ，不达于天子，附于诸侯，曰附庸。”冀东的孤竹与令支，其地不足50里，应是燕国附庸。

再次是都城名与国名相同。

孤竹国与令支国分别以“孤竹城 ”和“ 令支城 ”作为都城名称，不仅有悖于商周时期的命名惯例，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极其罕见。因为“国名 ”更多指向一个族群的认同范围，一旦形成便较为固定；而“都城名 ”特指具体的治所地点，可能因战争、自然变迁或政治考量而迁移。

最后是与先秦典籍冲突。

若孤竹国位于冀东地区，则与以下3部先秦典籍的记载产生冲突：

其一，《尔雅·释地》载：“觚竹、北户、西王母、日下，谓之四荒。”西王母居青藏高原，觚竹当在燕山以北。冀东地区属于华北平原，不可能是四荒之地。

其二，《韩非子·说林》载：“管仲、隰朋从于桓公而伐孤竹，春往冬反，迷惑失道。”从山东淄博到河北卢龙都是平坦大道，燕国又是天然盟国，若非燕山千沟万壑，何须管仲老马识途？

其三，《管子·匡君》载：“桓公乃北伐令支，下凫之山，斩孤竹，遇山戎。”《韩非子·说林》亦提及“行山中无水”，两者可以相互印证。但是从山东淄博到河北卢龙之间，根本找不到无水可饮且需要穿越的“凫之山”。在历史上，只有曹操穿越燕山曾遇“二百里无复水”，那么齐桓公也唯有穿越燕山方需“蚁壤得水”。

从辽西到冀东，

千年孤竹的“流亡之旅 ”

《尚书大传》有云：“古者诸侯始受封，必有采地：百里诸侯以三十里，七十里诸侯以二十里，五十里诸侯以十五里。其后子孙虽有罪黜，其采地不黜，使子孙贤者守之世世，以祠其始受封之人，此之谓兴灭国，继绝世。”商汤灭夏封大禹后人于杞，武王灭商封商纣后人于邶，包括齐桓公立僖公以存鲁、城夷仪以存邢、城楚丘以存卫等，都是“兴灭国，继绝世 ”的具体表现。

因此，齐桓公在击败孤竹国后，存其宗祀、迁其君族至冀东，并降爵为“子”、 “ 男 ”或者“附庸”，使其在燕国管控之下存续。即便如此，“孤竹人 ”以“继绝世 ”的合法身份，在迁至新址后，仍可依周礼恢复宗庙，“以祠其始受封之人”。

齐桓公雕像

初步推断，“孤竹人 ”以“附庸”身份，延续祭祀至公元前226年，即秦军攻陷燕都蓟城、燕王喜与太子丹远遁辽东时。秦国推行郡县制后，其后代子孙逐渐流向全国各地。由于先秦史料稀少，后世常将孤竹国的“放黜地 ”误认为“始封地”，导致冀东在历史记忆中逐渐被认定为孤竹故都。

谜题未解，探寻未止

位于喀左县境内的孤山

齐桓公基于“兴灭继绝 ”的政治理念，将孤竹人从封地辽西迁至采地冀东，使其在附庸燕国之后延续宗祀 。作为孤竹人的迁居地，卢龙县弘扬孤竹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。

关于孤竹国疆域，因其受封于殷商，领土面积不受后世周礼限制 。其国都地望，有专家认为应在辽西地区重点寻觅并关注新的考古发现。

（作者计鹏系地方历史地理研究者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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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| 《辽宁文史》（2025年第4期）

作者 | 计鹏

编辑 | 张恺新 杨思宇

审核 | 高威

发布于：北京市